【本报讯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此前表示，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放松管制工作组，以克服外国投资者经常抱怨的投资障碍。这标志着政府承认，印尼投资的主要问题已不再只是激励措施，而是法规繁杂、权限重叠以及高昂的经商成本。
这种压力如今已公开来自中国的大投资者，他们开始质疑在印尼的经营确定性。
成立工作组的举措，是在印尼中国商会总会向总统致函，对一系列被认为加重企业负担的政策表示异议之后做出的。中企提出了至少六大主要问题，从税收和各类收费上涨，自然资源出口外汇收益须在印尼国有银行（Himbara）强制留存50%、为期一年，到镍矿生产配额的大幅削减。
他们还指出林业领域执法被指过度、大型项目暂停、工作签证监管日益严格，以及计划开征新的出口关税和削减多项投资激励。
这一抗议引起高度关注，因为过去几年中国投资者一直是印尼国家下游产业的主要支柱之一，尤其是在镍冶炼厂、电动汽车电池、工业区和基础金属制造领域。
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与金融中心主任里扎尔·陶菲库拉赫曼认为，当下成立放松管制工作组十分紧迫，因为印尼的投资障碍已不再是财政便利不足。本周四，他对媒体说：“印尼投资的主要障碍不再是激励措施，而是监管不确定性和叠床架屋的官僚体制。”
据他称，世行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也一再指出，印尼的监管负担仍高于越南和马来西亚等竞争对手。
他认为中国投资对印尼下游产业和国家制造业项目贡献巨大。2025年，中国投资落实据称位列前三，尤其集中在镍冶炼厂、电动汽车电池、工业区和基础金属制造领域。
然而，监管障碍已开始影响新的投资扩张。投资者仍认为印尼在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吸引力，但规则的不确定性推高了经商成本，并打开了资本向竞争国家转移的可能性。
另一方面，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比马·尤迪斯蒂拉认为，如果不触及官僚体制的病根，成立工作组并非新解方。他在接受另一采访时说：“放松管制工作组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问题也不可能靠一个工作组来解决。”
据他称，高昂的商业成本反而大量来自第三方介入，尤其在工业、矿业和基础设施领域。企业仍然面临额外开支，用于打点许可审批乃至工业区安保。
比马认为，只有当政府精简部委数量，尤其是经济和环境领域的部委，放松管制才会奏效。部门之间的本位主义被视为造成投资者困惑的根源，同时也催生了额外成本。
与此同时，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数字经济主任奈鲁尔·胡达指出，此类工作组属于临时性质，成员来自政府各部门。因此，他认为普拉博沃无需再成立一个专责小组，因为目前已有相关部门和机构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。
奈鲁尔对媒体表示：“所以在我看来，这个专责小组根本没必要成立，因为已经有部门和机构在相同的领域工作。成立这个工作组反而会增加国家预算的负担。”
奈鲁尔还认为，普拉博沃打算成立的放松管制工作组，其职能实际上已经包含在《创造就业综合法》（即《综合法》）之中。
他坦言：“然而，《创造就业综合法》带来的成果为零，反而使劳工的处境恶化。我希望政府看到监管问题的核心，而不是到处分散精力。问题的核心在于准证制度导致了腐败体系的产生。那才是政府应该着力整顿的。”
奈鲁尔进一步分析称，当前投资者需要的是法律确定性和明确的公共政策，以解决国内投资障碍。但如果成立放松管制工作组，反而不一定能形成法律确定性，甚至还会不断更改现行法律。
他说：“很多政策在发布几天或几个月后就被替换。最终，企业界又得重新适应新的政策方向。这使企业界感到不安，最终导致许多投资者不愿进入印尼。”
这一问题表明，一方面，国家希望通过自然资源出口外汇留存规定、国产化率要求、下游化政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严格监管来强化经济主权。但另一方面，不同步的执行可能削弱投资吸引力。
对投资者来说，争议点并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政策的实质内容，而是规则变动过快、中央与地方协调不力，以及落地实施的确定性。
放松管制工作组的有效性最终将取决于其权限。如果它仅仅成为一个新的协调论坛，那么工作组有可能增加官僚层级。但如果它直属于总统，并有权砍掉阻碍投资的法规，其影响可能是显著的。
如果中国等大投资者的抱怨被忽视，其风险不仅仅是新增投资下降。冶炼厂扩张、制造业发展、创造就业，乃至流入下游产业部门的资本都可能被推迟。长期来看，受威胁的已不单单是项目，而是对印尼政策一致性的信任。（cx）